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体系性反思与建构

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正式确立的,但《刑事诉讼法》中涉及此制度的具体规定又都是操作层面的。据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并不能得以阐释。而依据我国《刑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则可以从形式逻辑、实质逻辑以及价值理念三个维度予以充分证成。由此可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上系《刑法》中的一种刑罚裁量制度,认罪认罚本质上是法定的从宽量刑情节。在定罪层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需自愿承认不法事实系其所为,即构成"认罪",而无需准确评价自身行为的法律性质并准确识别具体罪名;在量刑层面,"认罚"考察的重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应当通过刑法立法的方式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自首制度、坦白制度部分重叠地整合在一起,以避免"概念混同""重复评价"的错误倾向。     

论确认和追究国家国际犯罪责任制度的可能性

由平等主体组成的国际社会和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国际法并非不能产生确认国家的国际犯罪及其责任的制度,我们应该从国际法的角度理解国家的国际犯罪及其责任制度,在研究国家的国际犯罪责任时,注意区分国家的国际犯罪责任与国际侵权行为责任异同.     

论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救济 途径行使程序之完善

2015年我国《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的概念进行了明确并规定就行政协议有关问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此举表明行政协议已经在实践中得到普遍运用,需要法律加以规定。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律体系也因此得到进一步完善,但由于我国强行政权的历史传统,立法上的重点过于偏向对协议相对人的保护,而对于行政机关的救济途径规定甚少。2019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解决,其通过赋予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作为满足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的必要条件下的救济途径,这一救济途径与行政协议中相对人享有的救济途径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有效保证了协议双方当事人的相对平等,但仍有必要完善行政机关主体司法救济权利的程序规定。     

绿色发展视角下的健康适度劳动问题

推行绿色发展战略是国际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也是我国经济良性发展、实现十九大所提出的"两步走"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发展绿色经济离不开其价值源泉——绿色劳动,绿色劳动的思想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马克思和舒尔茨,ILO的体面劳动、企业社会责任、现代化、知识经济、现代社会保障都蕴含着绿色劳动的思想。目前我国在社会劳动领域存在很多问题,推动劳动的健康绿色化,需要政府积极地引导推动、企业树立新的用人理念、工会努力发挥有效维权的作用,并需要多方面借鉴国际有效经验。     

Choosing to be political: some reflections on youth activism in the US

This article explores youth activism in the US, not through the lens of collective action, but as the product of personal choices. By drawing on existentialism, and particularly on the work of Jean-Paul Sartre, this article proposes to shift the focus of the debate from youths’ collective action to the self – a conscious self that observes, perceives and makes sense of the surrounding world through personal experience. It is this conscious self that decides how, and whether, to intervene against the ‘wrong’ that the self experiences. In this perspective, it is not only the acts (of citizenship) that matter, but the conscious process through which the self chooses to become political. Such an understanding will ultimately help uncover not only how the undocumented act and how to conceptualise their acts but also how they perceive and experience their current status and who they want to become.     

扣缴义务人责任研究：类型化与反思

税法上扣缴义务人未完全履行扣缴义务，脱法扣缴行为随之产生，扣缴制度的立法目的成空，追究扣缴义务人责任是为必然。依现行税法规定，扣缴义务人不仅将视情况承担“补缴、追缴”，“限期改正、责令改正”、“刑事处罚”等主责任，而且需承担“滞纳金”，“罚款”或“滞纳金与罚款”等一并使用的从责任。责任形态的复杂性和现行税法的诸多缺陷，导致扣缴义务人责任实务运用极为混乱。要想从源头上解决此问题，必须对扣缴义务人责任进行多维定性，以扣缴义务人基本权利的行使作为扣缴制度财政目的的边界，以财政目的的实现作为扣缴义务人义务履行、权利行使的边界。     

大陆法系缺席判决制度价值取向研究——从缺席判决主义到一方辩论主义视角的考察

缺席判决制度自古罗马时即已有之,从缺席判决主义模式到一方辩论主义模式的变迁反映了缺席判决制度从纯粹作为的一种终结程序的手段和一种惩罚措施转向更加重视程序的正当性即程序公正问题,但就缺席判决制度本身而言,它是为了诉讼的效益而设。     

刑事审讯的程序违法性透析——以刑事错案的成因为视角

程序性违法是刑事错案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刑事审讯作为公安机关侦查办案中获取犯罪嫌疑人言词证据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受到公安机关和办案人员的高度重视。在“口供至上”的刑事办案理念的影响下，为了获取侦查破案的所谓“关键”证据，办案人员在刑事审讯时不惜违反程序法的相关规定。通过对刑事错案成因的考察可知，在刑事审讯过程中，较为典型的程序违法行为有：讯问地点违法、超期羁押、自创程序、假借合法程序名义非法讯问等等。强化办案人员的程序法定理念、确保刑事审讯的程序合法是预防刑事错案的良策之一。